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的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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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金庸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有许多学者关注着金庸小说，解析金庸小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一些大学也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或讲座，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学理性探讨。这是因为，金庸既然是当代中国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小说自20世ES0年代问世以来，风靡华人世界已近半个世纪，又是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子游戏软件最多的以古代社会侠义斗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还是读者文化修养跨度最大的作家，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其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受众之广，几乎无人可比。金庸小说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有人在给20世纪的文学大家排座次时，将金庸列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茅盾之前的老四(前三位是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是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载《读书》1994年第l l期)；不少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给予金庸小说感情色彩浓烈的高度评价，有的认为：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209页)有的认为：其小说的结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冯其庸《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l992年，第2页)，几乎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像金庸那样在小说中将如此广博的知识信息熔于一炉(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有的断言：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人们就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新发现一位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发现一部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巨著。(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l992年，第3页)金庸武侠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代表，完全可以与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相提并论。(徐尚扬《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金庸小说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不亚于新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品，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209-2U页)，等等。也许正是如此这般热情的评价，才激发了那场对于金庸小说的否定性批判而引发的新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的王金论争。在一些学者们看来，毕竟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如何能当得起这般高的赞誉?毕竟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子虚乌有、离奇古怪的故事，哪怕再高妙、再新奇，如何能入大雅之堂?

流行文化综合现象。“金庸作为一个综合现象，既是文学性的，亦是超文学性的，甚至还有传播媒介、政治及社会伦理的意义。”⑷自80年代初开放以来，大量港台文学及流行文化如**、电视、流行曲等流入内地，在内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况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说能赢得这么多的读者，反映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艺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文艺视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⑸，“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⑹。从金庸现象本身来观察，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经营和经典制造的流行文化综合现象。“台湾是“金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金学研究的重镇。“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它的出现，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宣传促销计划。”⑺所以说金庸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说家，在内地学者眼中，这却成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说：“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我们的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批判的与其说是金庸小说，不如说是面对“港台文学”的“入侵”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忧虑。内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全盘沦陷”这便是王朔的忧心所系。”⑻严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说，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从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必须存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影响，禁锢僵化的“高雅”观念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使文学艺术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视听，使民族文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发扬，给一些貌似“先进”实则与我们的文化实际严重脱离的东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条件，阻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样，只是示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其社会功能是一样的，文化乃一整体，并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之内，也不单只涵盖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线亦应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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